三河賽龍舟

    合肥正在全力打造“大湖名城、創新高地”，城市的快速拓展是經濟高速增長和科教文衛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客觀需要。然而，一座城市要真正做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離不開文化的強力支撐。從文明初曙和歷史傳承看，今日大合肥的前身——古廬州與古巢州——原為一體。可見，合肥的文化縱深正向著環巢湖流域拓展，并逐步形成了包容與開放、務實而趨新的城市品格特征。

    專家學者認為，綜合歷史、考古、地緣、民俗、人文等多方面因素考慮，“環巢湖文化圈”的歷史文化地位在安徽文化史上占據了重要位置。對環巢湖文化圈的研究，發掘“大合肥”文化，將為“大湖名城”的文化底蘊增添濃墨重彩。

    “環巢湖文化圈”源遠流長

    安徽省文史館館員、歷史學博士翁飛告訴記者，從上古文明考古發掘及至夏商周歷史傳承來看，古廬州區域與古巢州區域原為一體，周武王滅商封國，析巢伯國一部為廬子國，自此廬、巢分離，但在文獻記載中兩國重合之處甚多。在這片區域內，有一個標志性的原始文化遺址——凌家灘，代表著環巢湖流域的文明起源；有一個共同的方言所形成的劇種——廬劇，受眾為遍及環巢湖流域的一千多萬居民；就民俗而言，整個環巢湖流域的節令習俗基本一致；就人才群體而言，最為顯著的是清末淮軍將領群體，其骨干分子跨越縣域分布在整個廬、巢（及六安）地區。

    從歷史沿革和行政管理角度來看，漢代，以巢湖為界，西北屬九江郡（地域北到淮河，西到大別山。有時改名淮南郡，地域不變）；東南屬廬江郡（地域到長江）。巢湖成為兩郡的中心。到南北朝后期的合州，開始成為環巢湖的整體州郡。合州地域基本上是漢代巢湖西北岸的九江郡合肥縣、東南部的廬江郡居巢、舒縣（包括今舒城、廬江）等地域，即環巢湖的縣合并而成，包括今合肥、肥東、肥西、巢湖、廬江、無為、六安等地。到隋朝初年，在原合州的基礎上建立廬州。廬州之名就是從漢廬江郡之名首字借用的。這也是廬江郡首次北括包含合肥，并反客為主，代替了“合州”這個曇花一現僅用了幾十年的地名。“廬州”之名在唐代初期又幾次改為廬江郡（或簡稱“廬郡”），在二者中改來改去，到中唐始定為“廬州”。自此直到清末，“廬州”之名沒有再變動。在長達一千四五百年左右的時間里，環巢湖地域都在一個統一的州府管轄內，這在全國大湖流域中是絕無僅有的。從行政管理方面看，由一個統一的行政單位來管轄整個水系的地域，這在古代交通、農業及居民生活以水為主要命脈的情況下，無論是航道的治理、水利設施的興建及水利糾紛的處理，乃至生產、貿易等各方面的管理，都是非常有利的。到民國以后，環巢湖地域分轄二三個平行的專區（地市），水運、水利、漁業等糾紛數量和處理難度都大大增加。

    從方言民俗看，環巢湖地區形成一個獨特的方言區（即江淮方言區的核心區），方言特點是南北交融、保留大量上古入聲字。如廬江的“廬”與“魚”“余”“驢”同音，都讀入聲；“吃”、“喝”、“一”、“七”、“八”、“十”、“百”等，環巢湖地區鄉間方言至今仍讀古入聲。在清末民初，以合肥土話為代表的環巢湖方言曾隨著李鴻章淮軍和段祺瑞為首的北洋皖系集團的影響，成為流行全國方言，留下了“會講合肥話，就把洋刀挎”的掌故。

    環巢湖地區人民的風俗、生活習慣也基本相同，以大米飯為主食，不喜面食。住房、家具、衣冠、農具、交通運輸工具、節令習俗等也都基本相同。還有特別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古代中國婦女的裹小腳陋習，在環巢湖地區就比較少見。究其原因，這里多水田，尤其是環湖圩田，水深泥深，婦女要下水田赤腳干活，不宜裹小腳。這里還流傳一個民間傳說“大腳李老媽當街訓子”，說的是李鴻章當了直隸總督后，把老媽接到天津衙署，老媽提出要到街上逛逛，李鴻章把老母扶進轎子后，就騎馬在旁隨行，老媽麻臉大腳，她要伸頭，李鴻章忙著拉上面的轎簾子，她要伸腳，李鴻章忙著拽下面的轎簾子。三拽兩拽，老媽明白了，氣呼呼地沖下轎子，站在當街訓開了：“老話說，兒不嫌母丑。沒有你老媽這雙大腳，下田栽秧割稻，養活你們，供你們讀書，你們能有今天的出息么？不信，我去家住，我們那里奶妮們腳都一樣，看誰還講我腳大。”一番教訓下來，李鴻章低頭唯唯，內心慚愧，從此更加敬重、孝順母親。

    此外，環巢湖地區還形成獨具特色的地方戲曲“倒七戲”（解放后稱為“廬劇”）和“門歌”（春節時挨門挨戶唱，故曰“門歌”）、“秧歌”（水稻開始插秧時“開秧門”唱的歌）、“大鼓書”（解放后稱為“安徽大鼓書”）等獨具地方特色的文藝形式，至今深受人民喜愛，在鄉間長演不衰。

    漫長歷史留下珍貴文化遺產

    合肥，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千年古城，其文字記載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稍后的另一位大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地理志》里也重復了這一記載，并加重語氣說：“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可見，合肥最初的形象是作為一個水運中轉的商業貿易中心出現的。從經濟角度來看，環巢湖地區的共同特點非常明顯。

    首先說農業生產，農作物以水稻、油菜為主，麥豆類次之。尤其在圩田區，幾乎全種水稻。稻米和水產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因此巢湖流域很早就成了著名的魚米之鄉。一船船稻米絡繹不絕地沿運漕河進入長江，運銷蕪湖、南京、上海各大碼頭，是明清時期巢湖最靚麗的一道風景線。它對于蕪湖成為全國四大米市之一的地位，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商業貿易，巢湖沿岸的三河、合肥、居巢、廬江縣城等城鎮歷來是大別山東麓最集中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肥南古鎮三河，除了稻米運銷量占巢湖各港之首外，大別山盛產的竹木柴炭、山果野味等大宗“山貨”，順著杭埠河、豐樂河水路一船船運到匯合處的三河鎮集散，再裝滿從“下江”的蕪湖、南京、上海運來此地批發的日用百貨等“洋貨”，逆流而上運銷大別山區各集鎮。杭埠河、豐樂河邊的纖夫和船工號子數百年間終日不絕于耳。使三河鎮成為從古至今大別山東麓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清《嘉慶合肥縣志》記載：“三河為廬郡南一大都會，米谷廩聚，萬艘可藏。”三河鎮一塊古碑也記載了“萬商云集”的盛況。民國時期調查，三河進出口貿易量在巢湖各港中是最大的。

    這座城市又充滿著俠骨柔情和詩情畫意。三國時的曹操戰前為了鼓舞士氣，居然攜伎帶酒來到金斗河上，一時間箏笛齊鳴、歌舞助興，不料樂極生悲，忽被一陣狂風吹覆座船，曹操為部下救起，但那幾名美麗的歌伎則都葬身水底，從此“漁人常夜聞箏笛聲及香氣氤氳”，該地因名笛箏浦。北宋名臣包拯，雖然稍遜文采，但他鐵骨錚錚、一身正氣，是民間千載傳頌的“包青天”，至今猶存的《包氏家訓》，清廉家風，可謂一字千鈞。家鄉父老口碑流傳：“鐵面無絲（私）包河藕”，“箭桿黃鱔馬蹄鱉”。前者借以比喻包公一生正直無私，后者稱道他在鄉為官，為了減少朝廷對家鄉特產貢品（黃鱔、鱉）的攤派，故意用不足分量者搪塞，其關注民生疾苦的形象躍然而出。包公祠、包公墓、香花墩包拯少年讀書處、廉泉、清風閣……包河之畔，處處流露出合肥百姓對這位鄉先賢的思慕。到了南宋，又有一位文情并茂的大詩人姜夔（號白石）流寓合肥，與兩位擅操琴箏的柳氏姐妹產生愛慕之情，并為合肥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我家住在赤闌橋，鄰里相過不寂寥”；姜白石所愛戀的，何止是柳氏姐妹，他所要感恩和歌詠的，正是合肥人的熱情、好客和包容，使這位在戰亂頻仍中浪跡天涯的游子有了依附感和歸宿感。再后來，到了刀兵鼎革的明清易代之際，號稱江左三大家的著名詩人、合肥文士龔鼎孳以千金娶回秦淮名妓顧媚，琴瑟唱和。作為明末遺臣，龔鼎孳一生“降闖”，“投清”，在氣節上很有爭議，但他與顧媚之間卻十分恩愛。龔鼎孳自號稻香老農，今天的稻香樓就是他當初為顧媚所修筑的愛巢，他還為顧媚在清廷爭得“一品誥命夫人”的封典。自古紅顏多薄命，在“秦淮八艷”中，“橫波夫人”顧媚是唯一獲得善終的。這，恐怕也可歸因于合肥人的包容和開放吧。

    歷史演進賦予城市鮮明品格特征

    翁飛認為，包容與開放，是漫長的歷史演變進程所賦予合肥的兩項重要而鮮明的城市品格特征。它的成因在于，合肥居民本身就是由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斷地流入組成的。查考明清以來合肥興起的一些名門望族的家譜，如龔鼎孳、李鴻章、張樹聲、劉銘傳、周盛傳、唐定奎、段祺瑞等家族，幾乎無一例外都注明他們的祖先是由明代來自江西鄱陽湖畔瓦家壩，再遠一點的，還有隋唐以降從山西洪洞老槐樹遷徙過來的，如王氏、蒯氏等。歷史上這一片土地屬于所謂“四戰之地”，戰爭對于人口流失造成極大的影響，因而歷朝歷代都不斷有各個地域的外來移民進入，地緣上的南北交匯和東西會通，使得各類外來人口逐漸學會在這里和睦相處，共同發展。遠源通婚的優勢，也使得人口的質量顯著提高，地靈人杰不再是一句空話，縱觀近代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洋務集團和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皖系集團人才群體的涌現，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新中國成立后，合肥的這種城市品格為它的發展、壯大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合肥城只有五萬人口，它經歷了五十年代從華東、華北和東北大規模引進工業企業和建設人才，七八十年代三線廠（包括部隊和高科技院校、研究機構）內遷和知青回城，以及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規模招商引資和引進高科技創業人才等三次大的移民浪潮，加上城市區劃的調整，形成現在的規模。以人均受教育水平和科技含量而言，合肥在省會城市中名列前茅，這也是合肥被列入全國首個科技創新試點城市的理由。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使合肥越來越迅速地擺脫地域觀念的封閉性和狹隘性。合肥人，盡管有自己的方言土語（“老母雞”話可以說土得掉渣）和生活習俗，但他們重鄉情而不排外，熱情好客，善于聯絡感情廣交朋友；他們聰慧、肯干、能吃苦，也會算計、有些小九九，但他們對于外來的先進、高端事物，是抱著欣賞、務實的態度去學習和接受，并努力為己所用的。換句話說，合肥人很會趕時髦、跟潮流，善于得風氣之先。近代以來，李鴻章、劉銘傳、張樹聲、周盛傳、段祺瑞直至楊振寧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就是其中的代表者；而“80后”的合肥人，已經基本抹去了土著和外來者的差別，正在憑借手中掌握的高科技手段，創造產學研一體化的輝煌成就。因此，務實和趨新，構成了合肥城市品格的另外兩項重要特征。綜而言之，人口素質高，各群體和諧共存，是合肥向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邁進的不可或缺的優越條件。同樣，包容與開放、務實與趨新，這些在歷史的演進中形成的城市品格特征，是我們今天得以傳承和發揚的珍貴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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